姜红伟《诗歌年代》：诗性光芒的年代记忆

一

回望百年汉语新诗，可谓起于青萍之末。上世纪初叶，新诗以新文化运动排头兵的姿态断裂于古诗词统治中国诗歌一千多年的历史，一头雾水地扎进新的语境和向度，尤其是在艺术探求上，表现出更为独立的姿态与发声。由于社会形态的急剧变化，新诗受制于各种外因，始终未能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一直艰难地活在在残缺的世界，其短暂的历史，总是回荡于自废武功与不断纠偏、又茫然失蹄、再矫枉过正的争议之中，并派生出官方与民间这种背离艺术本体的粗蛮分野，以至于造成泱泱诗歌大国写诗的多于读诗的，中国诗歌立于世界文学的荣耀，异常无奈地定格在遥远的唐朝。然而，诗歌本就含有“不甘平庸”的质素，随着体制的松绑，和各种西方文艺思潮洪流般涌入，诗歌陡然异常活跃，诗人几乎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率先崛起的一群，而这股“诗潮”率先卷席于校园。“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末期，由于拥有着对诗歌共同的热爱，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大学生诗歌爱好者们高举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三面大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八十年代诗坛，组成了一个上百万人参加的具有强大创作力量的大学生诗歌创作队伍。他们这些像群星一样闪烁诗才光芒的学院诗人，创作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诗作，撰写了一篇篇颇有价值的评论理论，组织了一个个团结协作的诗歌社团，创办了一份份质高品佳的诗刊诗报，编印了一部部荟萃精品的诗选诗集，开展了一次次形式多样的诗歌活动，在校园内，在社会上，在诗坛上掀起了一场人数众多、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狂飙突进、影响深远、非同凡响、卓有成效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开创了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谱写了一页辉煌的经典篇章。”因着这样的历史辉煌，那么，作为诗歌建设的一份见证，一记联通未来的启示录，是很需要有人站出来的。

作为那场具有年代意义的“大学生诗歌运动”的研究者，姜红伟的“觉醒意识”萌蘖得如同早春二月的腊梅，他解析了原因：“这场罕见的运动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强大的话语权，没有得到诗歌评论家们的高度关注，没有得到诗歌理论权威们的充分认可，没有引起诗歌界足够的重视，在有意无意之间，那场曾经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被诗歌史遗忘，大学生诗歌运动的历史功绩成为了一段被湮灭、被忽视、被淡忘、被失踪的诗歌史。”从中可以看出他决心编制这个大型“访谈”的蓝图与动力。

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在时隔三十余年后，他以一己之力，在有限的条件和局促的财力等多重困难面前，创办了“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着手收藏那场轰轰烈烈运动中的大学生诗歌资料，潜心编著中国第一部全方位、立体式、多角度描述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实的长篇诗歌史料著作——《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版，以下简称《诗歌年代》），做了至少需要一个庞大课题组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带给当代诗歌的是一座光芒闪耀的丰碑。

二

这部《诗歌年代》，涉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山西大学、内蒙古师范学院、青海师范学院、南京大学、杭州大学、安徽铜陵师专、天津师范学院、杭州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扬州师范学院、甘肃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江西师范学院、贵州大学、暨南大学、西安财经学院等全国为数众多的大专院校；文学社及校园刊物有早晨文学社、春笋文学社、五四文学社和《这一代》《红豆》《雁声》《秋实》《赤子心》《耕耘》等自办杂志；访谈的作家、诗人及评论家有陈建功、张胜友、徐敬亚、张桦、骆晓戈、邹士方、邓万鹏、苏炜、韩云、郑道远、蒋维扬、兰亚明、史秀图、徐永清、李建华、赵健雄、燎原、邹进、林一顺、王自亮、江文波、唐绍忠、孙昌建、穆倍贤、马莉、叶延滨、李黎、曹剑、游小苏、陆健、彭金山、沈天鸿、王剑冰、张品成、李坚毅、吴秋林、郭力家、孙武军、詹小林、汪国真、沈奇等，其中大都是当今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书中所包罗的诗人诗事像闪亮的群星，成网状结构覆盖了神州大地的东西南北中，熠熠生辉，蔚为壮观。

这本《诗歌年代》，以全局视野和局部精细进入百年新诗的列阵，当众多诗人以战地黄花的姿态投身于当代诗歌的一线现场，在放大自我的书写中建构个人理想，期待留芳诗歌史时，姜红伟先生却以另一种书写格局介入新诗建设，这种集观察、研判、整理、提纯，最终进入文本集成的“个人行为”，更像是一份诗意的“功德”。

作为一种书写姿态，姜红伟的意义暗合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说的“书写的角色本质上是疏远，是度量距离”，只不过，这个距离，已经不是诗歌意识窄道方面的哲学思考，而是现在与过去，是“我”（诗歌观察者）与“彼”（诗歌运动场）之间的一种“度量”。显然，那些彼时态的隐秘的真理和衍生的价值与意义，在客观与主观的二重空间里，诗歌生态链被盘活了的同时，也“意味着我没有死，我在我书写那些已死之物的时刻没有死”，也是因为这样的背景考量，“诗心永存”才不至于是装点门面的花言巧语，姜红伟也因了如此“书写”而确立了个体生命意志与当代诗歌的关系。

在此之前，《今天》的创刊人之一芒克写有一本散文集，名为《瞧，这些人》。芒克以回忆录的方式记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诗人们的诗歌轨迹，并配有诗人们的代表作。此书为研究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文革留下的空白，造成纯正的文艺思潮断档，不过诗歌的暗流从未停止涌动。事实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诗歌作为先锋的文学体裁，像一把利剑，划破长空，在思想活跃的领域全力领跑。当然，由于视野局限，散落在诗界深处的珍珠也绝非芒克所呈现的那样寥寥可数，有许多被遗忘的诗人、诗社、诗歌事件，没有被开掘。如果从广角看，芒克的视线显然只在房前屋后打转，而至于比朦胧诗更广阔的，更为有生的诗歌力量，更具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奋斗历程的档案式、交互式的，更鲜活的关于八十年代诗歌的“解密”资料，还得由志存高远的人来完成。偏居边区的姜红伟，自建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自发研究八十年代诗歌史和校园诗歌史，自得其乐地收藏全国诗歌报刊资料，以真诚而严谨的态度以及敏锐而富有远见的诗歌嗅觉，完成了宝贵的文本结晶，即《诗歌年代》。他立足诗歌，尊重诗人，坚守立场，集学术性、史料性、客观性于一体，不仅全方位回溯了当时的鲜活动态，也客观再现了一份关于中国新诗阶段性的历史记忆。

该书以散点透视的形式记录诗歌历史，真实地采撷了1977年和1978年范围内大学生诗歌运动面貌的精华。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诗歌重地，到各省大专院校；从文学社团领袖人物陈建功、张胜友、徐敬亚，到知名诗人叶延滨、汪国真等，访谈中都各有侧重和亮点，在新诗百年之后，作者秉烛伏枥，和时间赛跑，用详尽的诗性文本，向发展中的中国新诗献礼，向历史长河里的诗潮与诗人们致敬。

作为一本访谈录，如何聚焦诗歌运动的核心，避免泛泛累述，姜红伟先生作了很深的“功课”。或许在他看来，以诗人及其作品的影响力与传世价值为坐标系，尤其是那些诗潮涌动、奔流激荡的版图，是关注的重点。比如北京大学这个诗歌策源地，就不可错过，陈建功说：“我们北大77级文学专业的同学，入校后适逢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文学创作风气炽盛。”新三届的大学生们是幸运的，也是火热的。他们站在历史的节点上，激扬文字，以梦为马，以诗铸剑，开拓了中国新诗的先锋。他们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参与创办了《这一代》，进一步壮大了“五四文学社”，助长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如黄蓓佳、王小平、查建英、刘震云、海子、骆一禾、西川等，有的作家如今依然延续着旺盛的创作力，那些留在文学史上的诗人和作家，其文学梦想就是启航于大学时代创设的文学社及社刊，也可以说，因为青春和诗歌，他们的生活有了更高的起点和更为遥远的终点。

一次次艰辛的采访，一句句肺腑的真言，那些曾经的年轻人依然生机勃勃地活在当下，记忆更不可抹去。因为深度访谈，属于中国的“八十年代”，被赋予一层超越时间概念的意义。一个个校园诗社，一本本自办刊物，一个个活动发起人，带着审视的目光，带着深切的情怀，带着诗意的回溯，带着史实的新鲜，悉数闪亮出场，使“八十年代”沉淀的诗学意义，更加空前、深广！

在访谈诗歌评论家徐敬亚时，姜红伟采集到了“八十年代”是“被诗浸泡的青春”的论断。“浸泡”二字足以代言那个时代激情高涨、风起云涌的诗歌氛围。人们的精神渴求，诗歌理想，生命张扬，是当下所不可比拟的。亦如西川所说，八十年代，不写诗的人是不正常的。而当下，写诗的人却被视为异类。两相对照，让人唏嘘感叹！由此观之，《诗歌年代》这部诗意纵横的大书，警示读者，曾经的“我们”离诗歌是那样的近，那些事实真相，甚至比诗歌本身更有意思。其中有些“爆料”，是非常宝贵的，如诗评家徐敬亚说《赤子心》的创刊比《今天》还要更早些。他以三十六年前的往来信件为依据，出具陈晓明、王小妮、吕贵品等人都特邀参与建社的事实。《赤子心》共出版九期，徐敬亚藉此还参加了首届“青春诗会”……凡此种种，表明这部访谈录超越历史时空的意义，对诗歌史的深度挖掘，展现了积极作用。

毋庸置疑，诗歌史学工作是枯燥的。作为大学教材推广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编写路数有板有眼，重视流派和理论，多有乏味。而姜红伟所采写的《诗歌年代》一改传统诗歌史的编著形式，采用接地气的口述策略，结合当事人的现实境况，以坐而论道的亲切对诗歌的历史真实进行客观的筛录，这种生动的编写技法，更加贴近读者，也更易还原史实真相。在采访燎原时，作者将他的创作历程和作品结合在一起观照，还顺带出《昌耀评传》和《海子评传》的创作形成过程。这样的角度切入，便于揭示一个诗歌评论家的心路历程，也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诗歌信仰，真实回眸了一代人的诗性光芒。

三

当然，八十年代的诗歌发展是曲折的，诗人们在夹缝中寻求新的突破，精神的可贵与曲折的进程，让那段辉煌记忆不可遗忘。诸多鲜活的细节，在《诗歌年代》中满血复活。由此可见，《诗歌年代》不仅完成了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的梳理，同时具有填补诗歌史空缺，充实诗歌在中国新文学长廊的丰富与活力的价值。

在传媒业高速发展的今天，选择“访谈”这种相对比较自由的特殊交流方式，客观上便于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有很好的沟通。做这个访谈，作者与嘉宾只有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脉络一清二楚，対各个诗歌运动的前因后果一目了然，才能有的放矢地把握大局，鞭辟入里。虽然访谈指向的都是“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但是在内容上，完全做到了不重复、不累赘，而是互为补充，各有精彩。有的访谈侧重诗歌活动；有的则将大学生社团作为主体；有的注重被访者的创作故事；有的则是把诗歌创作技巧和诗歌评论着力点作为主要话题。

在诸多的访谈中，孙武军撰写的《青春的聚会——忆1980的青春诗会》是个例外。孙武军多层面回顾了1980年青春诗会上的17位诗人的作品和相关事件。“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太阳是我的纤夫，/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鸣”（顾城《生命幻想曲》），“空白的一代”中重点推荐了顾城的诗作，这么构思显然意在表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的精神实况。的确，诗歌就是那个时代的太阳，诗人们在诗歌的隧道里蜗行摸索，寻找思想的光。除了言及顾城，孙武军还谈到自己的发表经历，交代了转型期的徐敬亚，朦胧诗代表人物舒婷，“老顽童”黄永玉，海子的自杀之谜，艾青和杨炼的诗人故事等。曾经意气风发，那样的如诗如歌的他们，用精神之光，照亮了“八十年代”诗坛。

四

据姜红伟介绍，《诗歌年代》系三部曲，书稿总量达100余万字以上，附录各种珍罕图片500张以上。这无疑是目前中国诗坛关于年代诗歌记忆的综合性强、特点鲜明而典型的厚重文本，具有独家的原创性、珍贵的史料性、可读的故事性、对象的代表性、话题的多元性、精彩的文学性、丰富的学术性、理论的创新性等诸多良好特征的呕心沥血之作。目前出版的是该书的第一部，以后将陆续出版该书的第二部、第三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二十多年是中国新诗历史上成就突出、思想活跃、探索积极、诗意勃然的时期。伴随着文学的全面复苏，新的诗歌艺术潮流出现了，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故被称为朦胧诗，其代表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等，他们的诗歌作品极大地推动了诗歌在大学校园的传播。就目前受访的诗人们的反映看，普遍认同“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这一定论，也都期待有人挺身而出，予以情怀的结晶和付出实践的行动，进行书面的提炼与传播。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轰轰烈烈，硕果累累，现在当我们回望那个时期的诗歌运动，绝对不辜负“空前绝后”这个形容词。可悲的是，它并没有引起诗歌界足够的重视，而且长期地被忽略和淡忘，以致游离在中国诗歌史之外。幸运的是，《诗歌年代》的作者姜红伟先生通过创办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诗歌史料，他看到了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里的这场诗歌运动的价值，清醒地意识到了这场运动是文学景观中一个独特的、永远不可抹去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新诗历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本书展现了大学生诗人们在那个年代的思想动态和生存状态，本书也可以说是近距离记录了他们在青春成长期的生活片段以及写作状态，具有极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此外，诗歌爱好者可以通过这种访谈形式，诗意地进入到当时那个激情燃烧的诗歌岁月，分享大学生诗人们的诗歌智慧和热情，因为被访谈的这四十一位诗人是那场诗歌运动的亲历者和优秀代表。他们穿过时间的街巷，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面对姜红伟先生的提问，嘉宾们声情并茂，娓娓道来，不回避，不掩饰，生动而具体，充满了反思的力度和深度，让读者产生极强的现场感，以及超乎个体生命的历史感。毕竟，那时的客观条件与社会环境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感受到了当时大学里浓郁的诗歌氛围，他们的勇毅和奉献，赤胆和热血；他们的激情和失落，峻急和彷徨，他们的追求与躬行，忘情与忠诚，都在访谈中得到了重新确认，并通过这样的途径，重新找回他们曾经的精神气质，或许其中一些远离诗歌战线的“急先锋们”，会因为这事的触动，再次义无反顾地返回诗歌现场，为式微和落寞的当下诗歌倾力摇旗呐喊，在诗歌建设的征途，投身于更具挑战性的鼓与呼。

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学术机构和个人对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进行如此系统而全面的收集整理，但令人欣喜的是，志在心中的姜红伟潜心修为，筚路蓝缕，向诗坛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他自觉而自发从事的工作，是献给新诗百年的厚礼，在这样的默默付出中，他在助力复活诗性光芒的年代记忆的同时，也让自身光芒涌入！